我的作品總的來說尺度偏小，但是這幾年，尤其是在辰山項目之后，我的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就是項目變得多樣，原來可能還是非常謹慎去挑選設計對象，但現在我覺得有能力去操控更加復雜的設計項目。而當你一旦開始操控復雜的事情，就需要面對更大的、更復雜的環境條件，面對這種情況，你考慮事情還是要先從宏觀的角度去切入，尤其是大的格局，你必須要尊重大的地理級別的生態人文脈絡關聯的基本影響。
　　而在做具體項目的時候，我覺得根據場地條件信息順勢而為的設計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合理的，這還是會和之前的那個問題糾結在一起，很多時候你不能去無視場地給你的信息，我們所謂的對場地的閱讀其實包括了這個層面。
　　當然其實對我而言，或許因為我們正處在生態環境劇烈變化的時代，大家都會對生態這個詞非常敏感。但是我更愿意從文化現象的角度來看設計，我覺得設計最終還是一個與文化密切相關的事情。無論人最后能走多遠，其實都是人和自然之間的作用力產生的結果，它會反復重演。但是如果你拋開人文角度去設計，就會很困難，所以其實人在其中始終都是最主要的，無論你如何去質疑這點。
　　另外一點就是設計師會很容易陷入設計沙文主義，會覺得設計能解決一切，但是設計真的解決不了一切。一個好的設計作品的產生和維持背后是一個復雜系統機制的支持，但這個機制往往超出了一個設計師能控制的范圍，需要在更大的社會環境層面的去協調才能完成。我覺得這一點對學生還是要說的，因為我們通常為了宣揚自己專業的偉大性過分夸大了設計的能力，但它又確實是一個整體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像我們LA專業，出于專業本身的特點或許可以充當組織和協調工作的角色，但是我們必須以更加謙遜的姿態來面對這個世界。